电话是堂嫂接的，我刚表明身份，她就开始骂我。

她说：“你个丧门神，快滚快滚，我们不认识你！”

我迎着一通骂，问了几句，才知道堂哥前一天刚去世，修房子时候掉了下来，头着地人直接没了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脑子嗡的一下，恍惚了几秒钟。

很快，我又在堂嫂的骂声中清醒过来，还好没忘了打这个电话的目的。

我说：“我只想知道，除了箱子以外，他们（我父母）还留下什么东西吗？或者什么话......比如他们死在哪儿埋在哪儿之类的？”

说完这句，我就想打自己耳光，他们又不是真神仙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会死在哪儿埋在哪儿。

堂嫂说：“没有，我不知道！”

我不死心：“你再好好想想，秦三玲是谁？我发誓这件事之后我们就断绝关系，再不往来......”

“你哥死了，你爸妈也死了，很快你也会......”

堂嫂话没说完，砰的把电话挂了，再打回去就没人接听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身上突然有些发冷。

我很担心她最后要说但没说完的那个字是“死”，这不是咒人吗？

那个时候已经立冬了，宁波的气温跳水，冷得要人命。

我用珊瑚绒的毯子把自己包成了个蛋，空调调到三十度，电油汀也开着，洗脚水还冒着滚烫的热气，但还是冷的发抖。

冷气跟钉进骨头缝里的铁钉子似的，卯着劲儿地往里钻。

太奇怪了！堂哥死在了节骨眼儿上，虽然那只是个意外的不能再意外的意外，但我总感觉瘆人。

堂嫂把堂哥的去世算在了我——确切点说是我和我的父母——我们一家人的头上。

这种躲瘟神一样的厌恶，只可能来自于当年抛弃我的父母。

我坐在床上打着哆嗦，脑子里开始拼命拼接有关于老家那个小村子和关于我父母的一切。

老家是位于山东胶东的一个叫水集头的小村子，向南翻过两座山，就能闻到咸醒的海潮味道。

在二十年前，堂哥一家和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。

我几乎忘记了堂哥的详细相貌，只是隐约记得他很像我父亲，小眼睛，瘦瘦的差不多只有一米七的个头，刚刚能够得着挂在厢房屋檐上的一篮子地瓜干。

这也是我后来偷偷离开村子时候，带走的唯一的口粮。

一直到我差不多十二三岁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在赶一场大集的时候突然失踪，父亲随后也因为寻找母亲而一去无返。

村里人请了戏班庆祝，堂哥一家也正式宣布与我断绝来往。

父亲母亲到底是做什么的？

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事，让村里人们避之不及？

他们为什么给我留下这个盒子？

他们，还活着吗？

......

这些我都想知道。

半夜10点30分，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时间。

因为每周一三五七的这个时候，楼上的那对小夫妻总会掐着点儿，搞出一些动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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